生产线长

简介 生产率增长，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生产率增长的速率。例如，如果劳动生产率指数199年为1，而1991年为11．7，则199年到1991年生产率增长为每年1．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然而，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以及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来支撑的。由于要素供给刚性的约束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要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必须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转向更多依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方式。劳动生产率是生产率序列中最基本的因素，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增长方式转变至关重要。 劳动生产率体现为劳动投入的产出效果，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报酬，从而对国内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示生产力水平，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国际经验显示，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来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理论背景 经济增长理论通常采用生产函数和要素核算方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产出增长减去投入变化的部分。然而，此方法面临三个挑战：一是体现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应具有内生性；二是要素生产率应考虑行业差异及要素流转；三是体现生产率变化的技术进步应与要素投入相联系。基于此，准确的生产率增长测度应基于行业来考察，以当前产出作为权重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的连锁加权指数。由于发展中国家部门间存在着显著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指数方法对于解析其劳动生产率增长将更有说服力。劳动生产率涉及部门劳动生产率和部门劳动力配置结构两个因素，其增长可分解为以下3个部分。 1.纯生产率效应(pure productivity effect)。该效应表示以基期产出或投入为权数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按照基期产出或投人权重，计算行业劳动生产率增加率的加权平均值。之所以称为“纯生产率效应”，是因为它测度了在产出或投入份额不变时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平均值。 2.鲍默效应(Baumol effect)。该效应表示在考察期间内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和行业权重变动间的相互影响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之所以称为“鲍默效应”，是因为鲍默在其不平衡增长理论中阐述了产出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正相关。 3.丹尼森效应(Denison effect)。该效应表示考察期内因为要素流动或投人权重差异所引起的生产率变动，即不同行业间劳动再分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所以称为“丹尼森效应”，是因为丹尼森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也会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 测算生产率 生产率取决于将资源组合在一起用来生产既定产出的效率。它通常通过计算产出的加权指数与投入的加权指数的比率来测算。在只有一种类型的产出和一类投入物的简单经济中，生产率是指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在有着不同类型的产出和不同投入物的经济中，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则有许多种。 产出。通常，对不同质产出加以管理的方法是使用一种指数，用以衡量根据“真实价值”得出的产出的实物单位。所谓“真实价值”，是指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调整后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一个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中，由于产品质量的变化、产品创新以及产品和销售的替代性，追踪所有产品的价格变化轨迹是很困难的。于是，使用了不同的价格指数对名义价格加以减缩。例如，消费物价指数及其组成部分被用来对作为GDP较大组成部分的消费品与服务的最终购买量进行减缩。然而，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的）指出，由于追踪价格变化轨迹的困难性，使得消费物价指数和其他一些指标高估了通货膨胀，因而对实际产出做出了不正确的测算。 另外一个困难是一些产品没有市场价格。例如，由政府和非赢利机构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所有者自用的住宅的服务以及那些生产出来用于自己消费的产品。一般来说，这些产品的价格是根据对它们投入的成本来计算或由类似产品的价格推算出来。例如，所有者自用的住宅的服务的价值是根据估算租金来计算的。然而，用投入物成本来测算实际产出——政府的产出通常被这样测算——意味着生产率的增长为零。 投入。这里有很多办法来解决不同的投入这一问题。生产率可由劳动生产率来测算，劳动生产率被定义为每一雇工或每一工作小时的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假定是同质的）是唯一的投入。尽管这一测算方法计算起来相对简单，而且或许对研究实际工资或人均收入增长有用，但它有一个重大的局限性，即它是按照每单位劳动，而不是按每单位所有投入物的组合来测算产出的。这样，它使人误以为包括了由于更为有效率地使用所有投入（包括劳动力）或增加使用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具有生产力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部分。换句话说，用这种方法测算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是一个效率（包括技术以及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管理）函数，而且也是一个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实物和人力资本等投入物的函数。 另外一种测算方法是总和要素生产率（TFP）。原则上讲，这一方法将所有投入考虑在内。然而一般来说，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加总测算值只包括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贡献情况（尽管一些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包括其他一些因素，如能源投入）。计算总和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之一与投入物在测算方面的困难有关系。一般来说，劳动力被认为是同质的，而实物资本则按减缩的帐面价值或固定美元替代价值来定值。当劳动力不按技术熟练水平加以区分时，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内在地包括了在估算生产率增长时人力资本的相应增长。当实物资本按减缩的帐面或替代价值定值时，由于误算价格指标而造成的差异会影响到对生产率的估算。进一步来说，在一经济衰退时期，如果厂商不立即调整生产要素（由于资本的固有性质，劳动力囤积或工作的成就效应），一些生产率增长方面的变化应归结于就业不充分（尽管在研究长期生产率增长时这一点很少被考虑）。 为不同的投入确定合适的权重也是一个问题。假定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且规模收益保持不变，这些总合要素的权重便是它们在总要素支出中所占的份额。计量经济检验无法推翻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国家在总合水平上的这两个假设。然而，在部门一级，有关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在一些产业部门不成立。特别是加拿大的制造业，有证据显示是规模收益递增的。 部门生产率。某一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可由许多途径计算出来。产出可以按总产出（某一产业部门所有产出的市场价值）来测算，也可以作为产出增加值（总产出减去用于生产而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有时这种商品和服务是指中介消费）来测算。一般来说，用产出增加值来测算部门劳动生产率；而对部门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则上述两种方法均可。 影响因素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总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产出和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跨部门转移，以及相对于劳动力增长来说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向服务业的跨部门转移可能会使总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原因有二：首先，与商品部门相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较慢；其次，自7年代以来，服务业已测算出的生产率增长的恢复速度比商品部门还要慢。7年代的能源价格冲击能部分地解释1973年以来增长速度放慢的原因，但却不能解释8年代和9年代生产率增长速度恢复乏力这一情况。因为八九十年代能源的实际价格已降到1973年以前的水平。 如果不同部门所占的份额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上不变，1961—1973年间和1981—1992年间服务业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程度仅仅相当于商品部门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或者说在美国，如果服务业的总和要素生产率恢复到1961—1973年间的水平，那么商品部门的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实际上增加了），那么就可能出现生产率的额外增长。通过将已测算出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程度分解到可能发生的额外增长的情况中去，我们便可以估算出跨部门的转移对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的相对影响。通过将已测算出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情况分解到可能发生的额外增长的情况中去，服务业恢复滞后的影响以及服务业较低的生产率就能被测算出来。前提是这些部门保持原有份额不变，服务业的生产率按数据所表明的情况下降。通过计算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别，我们还可以测算出对资本—劳动力比率增长放慢的相对影响。 这些计算表明，与1961—1973年间相比，美国在1981—1992年间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整体放慢基本上可以用跨部门的转移来解释（表3），大部分的速度放慢是由于服务业的生产率恢复迟缓，其余则是由于资本—劳动力比率的较慢增长。跨部门转移不仅仅是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的原因，它还相当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减去资本—劳动力比率乘以资本收入份额之积的下降。 在加拿大，跨部门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这是由于与1961—973年间相比，商品部门在1981—1992年间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与服务业的相同。另外，在上述两个时期内，加拿大的资本积累率与劳动率的增长相比，下降得比美国的要少。与美国比起来，资本—劳动力增长率的减少对放慢的影响更小。计量经济学检验提供的证据表明，加拿大总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有1/4是由于来自制造业的增加的规模中的收益递减造成的。其他可能的解释有技术进步放慢，在平均劳动技术（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上的有关变化，资源利用（特别是在商业周期的低潮）的相关变化，以及在资本设备废弃方面的相关变化等。 在美国，服务业技术进步较为缓慢可能是该部门生产率恢复比商品部门要缓慢的原因。（例如，要提高理发业的生产率可能是困难的。）其他一些可能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不同部门产出和投入的误算，各部门资本废弃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的不同。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Lawrence Slifman和Carol Corrado—1996年的一项研究，试图通过分析美国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变化趋势来解释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恢复相对缓慢的原因。这项研究发现，除了非农业、非法人的服务业之外的所有其他部门在8年代初以后劳动生产率增长都恢复到6年代的水平。在服务业中，尽管生产率增长是负的，但盈利能力保持不变。该研究说明，除非这些服务价格不可能上涨，否则已测算出的相关价格的迅速上涨看起来会解释这种差异。在服务业这一特别部门里，测算价格（从而产出和生产率）时所遇到的困难似乎是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换句话说，总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大部分是由于服务业中的测算问题，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 重要性 生产率问题一直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早期，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对农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而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直到2世纪6年代，随着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增大才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 特别是进入7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的经济学家。OECD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OECD成员国全要素生产率从1961～1973年的3.25%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9%，而劳动生产率则从1961～1973年的平均4.41%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81%。据Hornstein和Krussell（1996）测算，1954～1973年美国经济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年均1.3%，1979～1993年则下降到了.7%，几乎下降了一半。学者们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服务业生产率的热潮。在众说纷纭的解释中，“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于是，他们便把研究注意力转向了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理论解释。 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理论解释逐渐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格里利兹（Griliche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统计学家）认为，由于服务部门的“不可测度性”，服务业的产出与生产率核算存在误差，无论是美国经济分析局还是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方法均大大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增幅；而以富克斯（Fuchs）和鲍莫尔（Baumol）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由服务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并非是计量误差导致了该行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其实服务产出被“低估”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